1978年12月,十一届三中全会将整个国家的命运,从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扭转到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”的轨道上。

在此之前的一年，国务院先后派出三路考察团分别到港澳、东欧和西欧考察经济。

德国人在接待中国来客时屡屡表达在中国投资的兴趣，此时的西方世界，正处在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，大量闲置的资本苦于无处可去。法国总理则为双方贸易额下降了1亿法郎而表示遗憾。在广东，1979年1月,从香港发迹致富的广东番禺籍商人霍英东与广东省政府接触,提议要在广州盖一家五星级宾馆——白天鹅宾馆。

1979年4月，中央举行工作会议。习仲勋在中南组发言提出: 现在中央权力过于集中,地方感到办事难,没有权,很难办。广东邻近港澳,华侨众多,应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,积极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。这方面,希望中央给点权,让广东先走一步,放手干。他代表省委正式向中央提出广东要求创办贸易合作区的建议。

邓小平十分赞同广东富有新意的设想。当他听说要划那么块地方老定不下个名来,就说:“就叫特区嘛!陕甘宁就是特区。”在1979年4月前后,邓小平对这些敢于提出创见、敢于向中央要权的先行者,以一种革命家的语言鼓舞道:“中央没有钱,可以给些政策,你们自己去搞,杀出一条血路来!”这就是邓小平关于特区著名的三句话。

1979年7月15日,中共中央、国务院批准广东、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。决定对广东、福建两省实行“特殊政策、灵活措施”,要求两省抓紧有利的国际形势,先走一步,把经济尽快搞上去。决定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创办“出口特区”,并指出,“出口特区,可先在深圳、珠海两市试办,待取得经验后,再考虑在汕头、厦门设置的问题”。这就是著名的“中央50号文件”。

深圳

具体的《特区条例》随后开始起草，1980年8月26日，五届人大第十五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设置经济特区,并通过《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》,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。在《特区条例》公布后的几天，困扰着深圳河的偷渡外逃现象突然消失了。《纽约时报》写道：铁幕拉开了，中国大变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。

珠海

“特区”的特体现在政策之特上，中央对特区的态度很明确，有政策没有钱。经济特区的特殊化待遇包括较长的土地使用年限，低廉的土地使用费用，对外资免征所得税十年并给予优惠税率。而特区在发展的过程中也逐渐不满足于已有的优惠政策，从中央给政策变成了向中央要政策。

深圳市法制局长王璞回忆20年前的特区时，立法滞后是最大的掣肘。当时初设立的福田保税区让外资颇感兴趣，但没有法律条文的保障使得外资不敢放心投资。王璞回忆说，在深圳取得立法权之前，李嘉诚的公司和西门子公司等国内外一些大型公司准备进驻保税区，在和深圳方面签订的合同里面，对方都明确了一项条款：待保税条例生效后，本合同生效。

汕头

1988年深圳开始向中央和广东省申请授予立法权，向全国招聘100名立法工作专业人员，为特区立法做准备。与此同时，媒体也纷纷撰文为特区立法造势。1992年7月1日，借小平同志视察南方发表重要谈话的东风，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通过决定，正式授权深圳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和深圳市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。深圳要了四年的政策终于要下来了。

特区的发展模式深刻地影响着全中国，跑政策，要政策变成了各地政府发展经济的基本。“地区发展，政策先行”，“只给政策不给钱”的思路成为中国发展的一大特色。对于财政捉襟见肘的中央来说，很多时候给的也只能是政策。各式各样的高新区、实验区、工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诞生，各式各样的优惠政策也一项项被批准。即使在今天，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，提出的思路就是“只给政策不给钱,振兴东北靠市场力量。”而成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天津滨海新区，开发时也自豪地宣称中央只给政策没有给钱。

厦门

即使是给政策不给钱，特区也不是那么容易要到政策。第一批经济特区从建立伊始，就面临着姓“社”姓“资”的争议。有声音认为“现在搞特区，各省都想搞，都想开口子。如果那样，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家统统出笼，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，所以不能那么搞。”甚至还有攻击特区是丧权辱国，与租界相提并论的说法。

主张进一步开放和主张限制开放的声音互相影响，也使得外界总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产生动摇。投资内地, 细心精明的霍英东当时每次到北京,都要先看看那年出现在首都机场的那幅大型壁画《泼水节——生命赞歌》中的三个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还在不在,“如果在,我的心就比较踏实。”而海外媒体也将这幅壁画作为“风向标”: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,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。

1984年春天，邓小平南下广东，他兴致勃勃地为深圳特区题词，“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”邓小平还提出，除特区之外，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，不叫特区，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。同年5月，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大连、天津、上海、宁波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。1990年代初，邓小平又推动设立浦东新区，发表南巡讲话，至此，特区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标志，终于得以稳固地树立。